沪深策略联盟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, 凭什么撑起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脊梁?

虽然被后世尊为“亚圣”，孟子与孔子活跃年代相隔百年，据考，是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子思，子思传其弟子，而弟子再传孟子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孟子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孟子是孔门子弟，但他的学术血脉已十分淡薄，想必，这也是孟子曾耿耿于怀的心结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未得受教于孔子，虽得学问，终究难免心有遗憾，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儒学一脉的传人，身负弘扬儒学的义务。

百年光阴，足以让圣人的光芒蒙上尘埃，孔子殁后，儒分为八，各派各执一端，或重繁文缛节，或守琐碎训诂，渐渐失去曾经的本心。当孟子降生于邹国之时，天下早已是战火纷飞的战国乱世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“天下不归杨，则归墨”，儒学式微，孔门正宗几成绝学。

孔子燕居像，明。来源/孔子博物馆

孟子以“辟杨墨”为己任，自称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”，其急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但最初的孟子，或许不如后人描摹、想象的有着圣人般丰盈的思想、执着的信念与伟大的人格。初出茅庐的孟子，也有着青年士人的迷惘时代。

邹国，鲁之附庸，地不过百里，民不足数万。生于斯长于斯的孟子，早年丧父，与母仉氏相依为命。“孟母三迁”的典故流传千古，孟母以实际行动，于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孟子正直、向善、坚守本心的品格。成年后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，怀揣着“仁政”的理想，开始周游列国，希望能说服诸侯推行仁政，拯救天下苍生。

当时，齐国正四处招纳贤才，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学术交流中心，汇聚四方学者。孟子便早早到访齐国。此时，齐威王在位，孟子受到礼遇，被安置在稷下学宫附近，他在此讲学，倡导“仁政”“与民同乐”，试图以此感动君主放弃功利、以德治国。但齐威王一心求富国强兵、称霸诸侯，对孟子的主张不放在心上。孟子虽有不甘，却也只能暂离齐国，另寻出路。

稷下学宫想象图。来源/纪录片《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》截图

之后，孟子又先后游历了宋国、滕国等小国，虽然得到了一些君主的尊重，但这些小国国力微弱，根本没有能力推行孟子的仁政主张，也无法改变乱世的格局。

于是，孟子来到魏国，拜见魏惠王（亦称梁惠王，因迁都大梁，魏国又称梁国）。魏惠王年老体衰，国力已不复当年霸业之盛，一心想要图强雪耻，恢复魏国的威望。他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便是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（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），关心的是功利与利益。孟子则直言回应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）他劝说魏惠王放弃功利之心，推行仁政，善待百姓，以仁德凝聚人心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但魏惠王根本听不进孟子的话，依旧执着于武力与利益，孟子在魏国的游说也以失败告终。加之惠王去世，其子襄王即位，不似父亲有国君威容，他便失望而去。

离开魏国，孟子再度拜访齐国。此时齐威王已逝，齐宣王当政。齐宣王对远道而来的孟子礼遇有加，赐禄丰厚，让他于稷下学宫讲学论道。但齐宣王仍旧渴望称王称霸，他曾向孟子询问称霸天下的方法，孟子却始终坚持“王道”，反对“霸道”，劝说齐宣王“制民之产”，让百姓有恒产、有恒心，推行仁政，以德服人。宣王虽有动容，却终究没有勇气放弃功利、彻底推行仁政。后来齐国伐燕，孟子坚决反对，宣王不听，孟子只得辞别离去。

底图来源/纪录片《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》截图

而鲁国作为儒家发源地，本应是儒学盛行之地，却早已朝政混乱，诸侯沉迷功利，无人真正重视仁礼之道。孟子虽在此与当地儒者交流学问，宣讲仁政主张，却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实践。

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孟子不仅屡屡遭到诸侯的拒绝，还受到了当时其他学派的嘲讽与攻击。墨家学派反对孟子的仁爱思想，主张兼爱、非攻，与孟子的观点针锋相对；杨朱学派主张为我，强调个人利益至上，与孟子的利他、济世思想格格不入。他们纷纷批判孟子的思想不切实际，认为在乱世之中，唯有强权与利益才能立足，仁义道德不过是无用的空谈。孟子以一敌多，常常面临被舆论围攻的困境。

在这些挫折中，一个事实逐渐浮现，孟子意识到，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，至少还有一个“礼”可以“崩”、一个“乐”可以“坏”；而到了他的时代，连“礼乐”的废墟都已被战火烧成灰烬，诸侯们谈论的是“斩首十万”“拓地千里”，士人们追逐的是连横合纵的权谋，少有人愿意坐下去听他的仁与义，因为这起效太慢、不足以立竿见影地成就霸业。

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孟子此言，隐藏着他不断成长的过去。大概，孟子想说的是，他不是天生喜欢与人争论，只是无法忍受儒学被遗忘的处境。这种“不得已”，是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第一次妥协：既然没人愿意安静地听我说仁之道，那我就只能以唇舌为刀剑，在思想的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。

在这种持续的碰壁与迷惘中，“浩然之气”的概念渐渐在孟子的心中酝酿。

提及孟子的浩然之气，很多人往往将其误解为一种虚无缥缈、难以捉摸的玄学概念，认为它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寄托，无法落地践行。

孟子曾对公孙丑详细阐释浩然之气的内涵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
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气，它是最伟大、最刚强的，用正直去涵养这种“气”并且不加妨害，它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。“以直养而无害”，“配义与道”，就是“浩然之气”充盈的路径。

来源/AI制图

孟子认为人有起源于“不忍人之心”的“四端”，即“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而“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，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将此“四端”“扩而充之”，就是这里的“直养”之意蕴所在。“直养”就是径直涵养其“四端”，让其“扩而充之”以达到充盈天地之间的地步。

浩然之气的形成，还应当是自然的，它由人的“四端”油然而生，并不需要外力的干涉。当“四端”扩而充之的时候，人们不可去遏止它，不要去阻碍它。“直养而无害”，意即应当让自己的浩然之气，从自己的固有的“四端”那里，自然而然地、顺直地生发出来，它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不要人为地去遏止它，干涉它。

同时，“以直养而无害”的核心还在于守正持心、立身刚直。“直”，即坦荡无私、中正纯粹，是为人处世的正直底色。在孟子的修身体系中，浩然之气的根基，是一颗刚直不阿、澄澈无染的本心。人唯有坚守正道、心底无私，不偏私、不虚伪、不曲从，将正直坦荡刻入本心、化为信仰，始终坚守本心志向、恪守立身底线，方能以正心养正气，日积月累，淬炼出刚毅纯粹的精神气节。

在“四端”中，孟子尤为重视“义”，所以下一句立刻强调了“配义与道”，也就是养气要合乎正义和正道。相较于恻隐之仁、辞让之礼、是非之智，羞恶之“义”是四端之中最具实践性与约束性的德行，是守护本心、涵养正气的关键。“道”，是贯通天地人世的恒常正道，是儒家修身济世的根本准则；“义”是根植本心、外合伦理的取舍操守，二者互为表里、不可分割。孟子认为，如果不能用“义”和“道”来加以修养，“气”就会走样变形，所形成的就是一种疲软败坏的“馁气”。而一个人身上一旦形成了这种“馁气”，就无法在各种境遇下始终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平和。“义”是具体的是非裁断，“道”是普遍的仁义法则；气配道义，则刚大有力，无往而不胜。反之，若行事不合于义，不由于道，即便一时气盛，也是虚骄之勇，遇挫即馁，临难即溃。

可以说，“四端”是浩然之气生发的先天根基，“直养无害”是涵养正气的核心方法，而“配义与道”则是浩然之气纯粹刚正、恒久不衰的根本保障，三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筑起孟子完整的心性修养与人格塑造体系，让浩然之气能够从本心善念升华为充塞天地、贯通古今的精神力量。

在具体实践中，孟子还要求日积月累，长期坚持。“凡事有义，有不义，便于义行之。今日行一义，明日行一义，积累既久，行之事事合义，然后浩然之气自然而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正如朱熹所说，“浩然之气”是在人性善的前提下平时一点一滴善行的日积月累，而不是受外在影响偶然之间做出的义举。孟子还强调要注意“有事焉，而勿正；心勿忘，勿助长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培养“浩然之气”是出自一个人的自觉自愿、自然而然的行为，不能带有任何的功利目的，不能强行逼迫，揠苗助长。

《孟子》朱熹集注，宋。来源/中国国家图书馆

浩然之气，这股心中之气，以道义为根基，以仁德为支撑，唯有始终坚守道义、践行仁德，不违背本心，不妥协退让，才能让这股气充盈身心、贯通天地；若背离道义、放弃原则，这股气便会萎靡不振，失去其应有的力量。浩然之气充斥身体，就有了“匹夫不可夺志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的胆识，就有了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的气魄，就有了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的生命力，也就能够以“大丈夫”之形象立于天地之间。

晚年的孟子，结束了十余年的周游列国之路，返回邹国。他明白，仁政王道难以在当世实现，但儒家思想、仁义之道、浩然之气，必须传承下去、流传后世、影响千秋。于是，他退而著书立说，与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人，整理自己一生的言行、思想、主张，尤其是周游列国时与各国君主的论政之言、与弟子的问答之语，著成《孟子》七篇。

从邹地少年到私淑出身的儒者，从周游列国的游说之士到养浩然之气的亚圣，从乱世坚守的君子到立言不朽的宗师，孟子用一生的坚守、一生的修行、一生的担当，完成了对孔子之道的传承与升华，从心有善念，到行有正道、骨有气节、胸有丘壑，养一身浩然之气，为后世立起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。

战国的战火早已熄灭，功名利禄、权势地位，皆如过眼云烟、转瞬即逝，然而这孟子所淬炼的浩然之气，并未随时代更迭而消散，它穿越千年风尘，历经无数朝代更迭、岁月淬炼，深深镌刻进中华文脉之中。

正如冯友兰先生说：“浩然之气这四个字到现在还是一个常用的词汇，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词汇。懂得了这个词汇，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。”后世继承者，将这份精神薪火相传。

韩愈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，他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，提出了“气盛言宜”的文学主张。他认为，文人的“气”是文章的灵魂，而这种“气”，正是源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，是通过修身养性、践行道义而涵养而成的精神力量。只有拥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，才能写出气势磅礴、掷地有声的文章，才能通过文章传递道义、唤醒人心。韩愈一生坚守儒家道义，敢于直言进谏，不畏权贵，即使遭到贬谪，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信念，他的文章，气势雄浑，充满了浩然正气，既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弊端，又弘扬了儒家的仁德道义，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。

韩愈画像。来源/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到了宋代，范仲淹将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家国情怀完美结合，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句。他一生心怀家国，坚守道义，为官清廉，体恤百姓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始终把国家与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。他被贬谪期间，依然心系天下，兴修水利，兴办教育，造福百姓；面对国家的危难，他挺身而出，率军戍边，抵御外敌，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孟子的“兼济天下”，展现出了儒者的担当与气节。他的这份情怀，正是孟子浩然之气的延续与升华，激励着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心怀家国，勇担使命。

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更是将孟子的浩然之气推向了极致。南宋灭亡后，文天祥兵败被俘，元军多次劝降，许以高官厚禄，威逼利诱，但文天祥始终坚贞不屈，宁死不降。他在狱中写下了千古名篇《正气歌》，以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”开篇，列举了历史上无数坚守气节、宁死不屈的仁人志士，歌颂了浩然之气的伟大力量，表达了自己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坚定信念。他用自己的生命，践行了孟子的“威武不能屈”，用一身正气，诠释了浩然之气的真谛，成为后世爱国志士的精神标杆。

从古代志士的守节殉道，到近代先驱的救国图强，无数仁人志士以义立身、以道立心，在风雨飘摇中守家国大义，在生死抉择中持本心气节，让浩然正气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这份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，超越了时空桎梏与世俗功利，既是个人修身立德、成就君子人格的终极指引，更是民族屹立不倒、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。于当下而言，涵养浩然之气，依旧是我辈立身之本、处世之基。坚守正道、心怀大义、勇担使命，以正直立身、以道义行事、以家国为怀，方能让千年正气永续传承，续写属于中华民族的风骨与荣光。